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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被界定為一種政治制度形式，其實是錯誤地被等同於代議制度以及法治國家。這簡直就像是讓民主躺到Procuste的床上般地隨意肢解，折斷其翅膀。　　

　　事實上，我們一直反覆思索的，都是要喚醒民主內在中，解放的發動力……幾乎或完全見不到對民主的墮落、落入寡頭專制或威權主義，提出質問。提出少數人拒絕全盤接受民主之現狀，不願只因為民主∕極權主義這極度明顯的反差，就感到欣慰，而嘗試以別種方式來思考民主。因為那種看法使人以為，所有不是極權主義的，就必然屬於民主。我們可以了解，用這種尺度去測量，那些還不到極權主義程度之民主的墮落，就可以為人忽略，因為根本就不知道要如何去辨識它們。　　

　　罕有詮釋者以1843年的馬克思之觀點，以其理解到的民主與國家間那原則上的對立關係，來探索「真正的民主」；更罕見的是嘗試去思索民主的真義，也就是激進的民主，或是野性的民主，又或是生於反抗的民主。一個批判的政治思索之源頭，似乎顯得枯竭了。我們因此並不訝異於政治的思考，都一頭栽入規範化的招喚，一種重回規範，或者更精確地說，是一種重回「規範∕正常的政治」。問題在於這個「規範∕正常的政治」是什麼？

作者簡介

米蓋勒．阿班樞(Miguel Abensour)

　　政治哲學家。1939年生於巴黎。巴黎第七大學政治哲學榮譽教授。

　　1985－1987年擔任國際哲學院（College International de philosophie）主席。

　　Miguel Abensour是當代最具批判性的思想家之一。他所提倡之批判的政治哲學，強調對宰制與國家的批判，依循古希臘到二十世紀堅持自由與解放的思想傳統，在對政治、哲學與烏托邦的重新反省中，彰顯行動的可能性與必要性。在著述與教學之外，其所參與之知識分子運動，以及1974年起，任法國Payot出版社的【La politique之批判】系列叢書總策劃，都對法國的社會與學術圈帶來深刻影響。尤其現有約70種作品的【La politique之批判】系列叢書，是一個哲學與政治計畫之豐富實現；Miguel Abensour在宣言中說：「La politique之批判是這麼定義的：他反對政治社會學宣稱要建立一個la politique的科學，實則試著將la politique變成一種科學技術規則；它選擇了一個觀點：站在被宰制者，那些居於下層而總是處於常規之外的人們那邊，來書寫la politique；它延續La Boetie睿智地展開的疑問：為何被宰制的多數不起而反抗？」

　　他的重要著作有：民主對抗國家La democratie contre l’Etat（le felin, 2004, Paris）、從Thomas More到Walter Benjamin的烏托邦L’Utopie de Thomas More a Walter Benjamin（Sens & Tonka, 2009, Paris）……等。

譯者簡介

吳坤墉

　　臺大社會系畢業。巴黎第七大學政治社會學博士生。社區大學社會學講師。

現代政治哲學與解放
Philosophie Politique moderne et emancipation

在今天執行一個政治哲學的出版工作，即使不顯得冒險，至少也是有待商榷的，難道不是嗎？擺明的是，當我們希望看到哲學與le politique的對照，或甚至只是交會，必然就會與傳統的沉重或者是那些來自不同視野之種種企圖的放肆相衝突，面對他們有志一同的阻礙。在大部分哲學家的眼中，就算是承認証治哲學有存在的權利，也只將這個學門視為一個次要的種類，就像是哲學作品的附錄，或更糟，視它為一個混雜的種類，也就是le politique的墮落要來搗亂哲學的從容與高尚的地方。至於有一些政治學者、一些政治科學的專家們，就其青澀的衝勁下，野心勃勃地要建立起一個政治現象的經驗─分析科學(通常是功能論與馬克思主義間，一種不穩定的綜合)，對這種他們視為老掉牙的論述形式，則只有蔑視。因為他們自以為中肯地將哲學與意識型態混為一談，所以在他們看來，由於沒有能力在科學與意識型態間，劃定一個原則性的區別，政治哲學一看就是毫無價值的；或者，稍微認真一點考慮，他們認為政治哲學最多也就是道德的一種有點幼稚的重申。難道不是嗎，政治哲學甚至不懂得只有一種道德中立的知識形式才能符合科學之名？

這些觀察好像顯得過時了？的確，在晚近十年，種種對照及打破門戶的興趣與意願都顯露徵兆：同時，尤其因為它們只有在為人重視而且可以成為一致意見時，才能有其價值，現在的這些努力豈不應該被我們期許。

然而，即使沒有忽略國族特性與十九世紀時，哲學那蓬勃發展的機構間之密切關連，只以一種單純是機構的與法國的觀點來看待政治哲學的危機，還是很短視的。這個危機在當今幾乎是舉世皆然的，而且種種威脅也遠非只是對一個教學或是研究學門的侵襲。讓我們聽聽Leo Strauss的評斷：「今天，政治哲學處在一個瓦解、甚至是腐壞的狀態。雖然它還沒完全消失，但不僅對於其研究對象、方法以及功能等問題，都最全面地籠罩在一片互不同意中；連不論是以那一種形式出現，它的可能性都會為人質疑。…….要是我們說，在今日，政治哲學不存在了，或者說它像是人們在埋葬的東西，也就是說它像是歷史研究的對象，或者像個畏畏縮縮又毫無自信的抗議主題，那一點都不顯得誇張。」

L. Strauss對這危機的診斷，明確地指出了一個時代：政治哲學的危機是現代性的危機，或者如果將這個論斷顛倒過來，現代性的危機主要是產生在現代政治哲學的危機當中的。這是過分、挑釁、本質上就是要引起哄堂大笑的主張。但要是我們知道認真去聽懂L. Strauss筆下的反諷：我們首先注意到政治哲學基本上不是一個學院的學門；而細數那些偉大的政治哲學家，蘇格拉底、柏拉圖、色諾芬、亞里斯多德、馬基維利、盧梭都不是大學裡的教授；我們因此可以預知這危機關係到的是「人」的命運，而這種思考的形式之衰退，正不折不扣的是虛無主義(nihilisme)的問題，或者，對於不可容忍之事，比如1933年的事件，的拒絕或接受的問題。

那結論就顯得很清楚了；必須得要重建政治哲學，而要達成這個目的，得先回溯到古典哲學之毀壞的開端時刻、那現代政治哲學的起點。簡單地說，就是重啟那重前的人們與現代的人們之間的爭議Querelle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以便能選擇站在從前的人們，也就是古典的政治哲學那邊，以對抗那現代的計畫。重建不等於全然重複。以L. Strauss的現身說法，這個「回到從前的人們那邊」並不能有一個經驗性的意義；如果一成不變，面對現代的計畫所造成的那種社會形態，那是從前的人們所完全不認識的，傳統並不可能直接就應用在那上面。尤其要避免那些應該要開啟的一個觀點，從一個能夠拉開距離的位置來審視現代世界的努力，被變換成是口號或是教條式的規章。

此外，對L. Strauss的參照，不應該讓我們忽視一些問題。如果說，所有對政治哲學的興趣，都不能不特別去討論他的著作，或更恰當地說，不能不在與L. Strauss的對話或衝突中，來建立或確認之─因為怎麼可能忘記他的思想在與當代關於le politique之思想交會時，造成的那不可抹滅的震撼─但這也不表示我們因此應該迴避去檢視L. Strauss對現代性的分析。事實上，一些根本的問題依然在。